“宁国公主是殿下胞妹，梅殷是殿下妹夫。而臣论起来，臣也算半个皇室姻亲。由臣去，多少有点亲戚间说道理的意味，比纯粹武将或陌生文官去，稍多一分转圜余地。”

朱棣仍是摇头：“此乃侥幸之想！梅殷若认这份亲戚情面，他便不是梅殷了！敬之，你不了解他，此人“殿下，臣了解他。正因了解，臣才更要去。”

“不行！”朱棣挥手，态度坚决，“此事不必再议！孤另遣他人！”

“殿下！此去凶险，臣比谁都清楚。但正因凶险，才必须臣去。此“直取金陵’之策方才定下。梅殷水师，是此策成败之咽喉。此策臣坚定殿下信心定下，臣若退缩，将此九死一生之责推予他人，臣有何面目立于殿下帐前？有何颜面再见那些即将随殿下南下的将士？臣或许不知梅殷私下好恶，但臣知他是驸马，是勋贵，是十万水师统帅，更是天下人眼中的忠谨之臣。这四重身份，便是臣敢去的依仗，也是他绝不敢杀臣的理由！”

“哦？你说说看。”

“他是驸马，与天家骨肉相连。殿下起兵，打的是“清君侧’，是朱家家务。他若悍然斩杀代表殿下前去陈情的使者，尤其是臣这个勉强能攀上点姻亲关系的使者，等于亲手将家务事变成血仇，绝了自己所有后路。他担不起这个挑起宗室内残杀的罪名！”

“他身后是整个勋贵集团。朝廷对藩王动手，勋贵们早已兔死狐悲。他若对殿下使者痛下杀手，其他勋贵会如何看？徐家、李家、冯家……他们会物伤其类，会更倾向于认为殿下是被逼反抗，而他梅殷，是朝廷的酷吏！这对他，对他的家族，在勋贵圈中将再无立足之地！”

“他是十万水师统帅，他要的是稳控长江，杀我一人容易，但之后呢？殿下大军怒火攻心，拚死寻隙渡江，他真能保证寸板不下？一旦有失，他便是失职。扣下我，他进退自如；杀了我，他便只剩死战一条路。他是个聪明统帅，会算这笔账。”

“最后，他是天下人眼中的忠谨之臣。忠谨，忠谨，重在“谨’字！谨小慎微，爱惜羽毛，不求奇功，但求无过。杀使，是大过，是残暴不仁，是不留余地。他会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“忠谨’名声毁于一旦。”

朱棣还是犹豫：“可是……即便他不杀你，将你长久囚禁，暗无天日，生不如死，又当如何？孤……不忍见你如此。”

“殿下，”方敬的语气缓和下来，“臣并非逞匹夫之勇。臣是算过了得失，量过了人心，才开的口。此去，臣有五成把握让他犹豫不决，三成把握全身而退。但若换一个不明此策精髓、不解梅殷其人的使者去，成功的把握连一成都没有，反而有九成可能激怒他，或让他看穿我军急切，从而加强戒备。那才是真正的灾难！”

“所以，于公，此战略乃臣所倡，关键一环臣责无旁贷；于私，臣自信是最有能力与梅殷周旋、并全须全尾回来复命的人选。殿下，让臣去吧。臣向您保证，定会想尽办法，护住自己这项上人头。”《明史》里记载，朱棣派使者去梅殷那，但是梅殷严词拒绝，甚至割掉了使者的耳鼻以明志，直到金陵城破，接到宁国公主的血书，才痛哭投降。

但是……这事吧，虚的很。

方敬可心疼自己的高挺的鼻子呢。

梅殷在明史里被写成一个刚烈忠贞、几乎不近人情的形象，但这件事只有清朝修的《明史》和明末清初的《明鉴纲目》记载，《太宗实录》里没有一个字提到。

盛庸这些前线将领都是朝廷发出赦书诏令之后才归降的，为什么到了梅殷这里，就变成一封家书？朝堂上最重的归降程序，难道对这个驸马特别客气？

这行为本身就不合理。两军交战，尚且讲究“不斩来使”，何况燕王打的是“清君侧”的旗号，某种程度上是家务事。梅殷若真只是扣下使者，严词驳斥，甚至驱逐，都属正常。

但割掉耳鼻？

这种羞辱的举动，除了激化矛盾、自绝后路，有何益处？

还有，时间与动机对不上。若梅殷真如此忠贞不二，在燕军千里奔袭、直扑金陵的最关键时刻，他在做什么？他手握十万水师，横亘长江，为何从史料看，他都按兵不动，甚至不曾有效拦截或回援？一言以蔽之，梅驸马的刚烈，更像后世文人为了弥补“忠臣不事二主”却最终事二主的逻辑断层，而精心编织的遮羞布。

梅殷或许不贪，但却惜命；或许有忠，但更懂审时度势。

所以，方敬还是颇有把握的。

朱棣久久地凝视着方敬，终于，他叹一口气：“好！孤……准了！但此去，事若不可为，立刻屈从保命，哪怕假意投效梅殷，孤也绝不怪你！孤只要你活着回来！这是王命！！”

“臣，领命！定不辱使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