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大勇站在门口,一动不动地看了三秒钟。
然后他转身,走到门外,蹲在墙根底下,点了根烟。
手在抖。
干了十五年的保卫科长,偷盗、打架、工伤,什么都处理过。
但眼前这个——他没见过,也不想再见。
“把门封了,谁都别进去。”他吸了口烟,声音发紧,“报警。”
包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来得很快。
带队的叫马国良,四十出头,黑脸膛,浓眉,嘴唇很厚,说话的时候喜欢眯着眼,像是在瞄准什么。
他在刑侦一线干了十八年,破过大案要案,也办过悬案错案。
队里的人私下叫他“马剃刀”——案子到他手里,不刮干净不罢休。
但今天这个案子,让他的剃刀顿了一下。
他蹲在床边,看着李秀兰的脸,看了很久。
“法医到了没有?”
“到了,在门口。”
“让他进来。”
法医姓孙,叫孙德茂,是市局的老法医,干这行比马国良还久。
他戴着白手套,表情平静,动作沉稳。
他把尸体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,每发现一处伤就报一声,旁边的技术员刷刷地记。
“颈部勒痕,宽约0.8厘米,与尼龙绳直径吻合。勒痕环绕颈部两圈,呈闭合状态,死因为机械性窒息。”
“双侧肩部及手腕可见不规则环状压痕,推测为绳索捆绑所致。”
“上衣未完全脱卸,下身赤裸,阴道内检出精斑。”
孙德茂说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,抬头看了马国良一眼。
两个人对视了一秒。
都没说话。
现场勘查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。
技术员在门把手上提取到了两枚清晰的指纹。
门锁完好,没有被撬的痕迹。
这意味着——凶手是光明正大走进去的。
要么是李秀兰给他开的门,要么是她根本没锁门。
马国良倾向于后者。
他走访了平房区的住户,几乎所有人都说了同样的话:“我们这儿白天不锁门。”
一个住了二十多年的老职工说:“厂里的家属院,串门跟喝水一样正常。谁家做了好吃的,端着碗就过去了。这地方,不用锁门。”
马国良站在李秀兰的门口,往左右看了看。
隔壁赵姐家,再隔壁刘工家,斜对面小陈家的单身宿舍。
一排五户,门挨着门,窗户对着窗户。
“今天早上,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?”他问。
赵姐摇了摇头,眼圈发红:“我七点多就上班去了,走的时候她还好好的,还跟我说‘赵姐早’。”
刘工两口子也是七点多出的门。
小陈上早班,六点就走了。
只有斜对门住的那个六十多岁的大妈在家。
马国良去敲她的门,敲了半天才开。
大妈满头白发,佝偻着背,耳朵上挂着一个助听器。
“大妈,今天早上您听见隔壁有什么动静没有?”
“啊?”大妈把手拢在耳朵上,“你说啥?”
马国良提高了音量:“隔壁——有没有——什么——声音?”
大妈摇了摇头:“我耳朵不行,啥也听不见。”
马国良叹了口气,在本子上记了一笔:无直接目击证人,无有效听觉线索。
侦查方向在案发后的第三天基本确定。
马国良把专案组的人召集到一起,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:
作案时间:3月27日上午7:30—8:30
作案方式:溜门入室
作案动机:qiangjian杀人
嫌疑人特征:男性,青壮年,体力较好,与被害人可能不相识
“不是本地人。”马国良用粉笔在“嫌疑人特征”
“为什么?”年轻刑警小刘问。
马国良转过身,看着墙上贴的现场照片:“本地人不会选这个时间作案。早上七点多八点,平房区虽然大部分人上班了,但总还有几个上夜班回来的、休班的、退休的。要是这排平房里住的是本地人,他不敢动手——他怕被认出来。”
“但如果是外来务工人员就不一样了。”
马国良点了根烟,“他对这排平房的住户不熟,他搞不清楚谁几点出门谁几点回来。他看见门开着,看见就一个姑娘在家,精虫上脑,就闯进去了。”
“这种人,”马国良吐了口烟,眯起眼睛,“多半不是第一次。”
男人是在案发后第五天听到风声的。
那天他下了早班,去厂门口的小馆子吃面。
隔壁桌坐着两个二冶的职工,一人端着一碗莜面,边吃边聊。
“听说了吗?机修车间那个‘小红帽’,让人杀了。”
“真的假的?什么时候的事?”